张正隆:有时候觉得我是在抢救历史

历史频道 2020-03-26175未知admin

  继《枪杆子1949》、《雪白血红》之后,著名军旅作家张正隆又推出新的军事力作《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日前,张正隆带着新书到广州宣传并接受新快报记者专访,谈到他和“四野”的和十多年走南闯北收集资料的经历。张正隆说,他无时无刻都有一种抢救历史的紧迫感,因为知悉那段历史的老人家,一走就把那段历史同时带走了。

  据介绍,该书首次聚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的军事生涯,描写了“四野”有赫赫战功的刘亚楼、贺晋年、刘震等十几位军事指挥员的经典战例、战绩、人生沉浮。张正隆用了多年时间遍访大半个中国,到处寻找那些年战争的亲历者以及四野名将的后人,通过亲历者的,记录下那些鲜为人知的战争细节,以及战争亲历者用枪杆子打江山的刻骨记忆。

  新快报:您以前的作品《雪白血红》、《枪杆子1949》等都是展现一段比较全景式的历史,这次为什么选择专写“四野”名将?

  张正隆:这两本书也写到一些东北将领的,包括“四野名将录”,不过那时基本都是将他们纳入宏观战争的一个局部。而《一将难求》是把他们的一生,他们指挥的战斗和那些著名的战役都写了。过去仅仅是一个点,这回就把他们从红军时期到八军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都比较系统地写了。

  张正隆:是这样。过去没有想写,这么多年写了十几本书,光四野就有10本,果子在树上,熟了就应该掉下来了,是时候给他们立传了。

  张正隆:那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因素,1987年出版社组织出一套《中国斗争报告》的文学丛书,共出三四本,断断续续搞了十多年。这套书主要写红色历史,红军从中国武装力量到红军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各个历史阶段重大的战斗、战役、事件。那个时候我在,就分配我写辽沈战役,辽沈战役是在东北发生的,所以就应该让来干这个活,之后就是越写越觉得写不够。从1987年到现在,采访的四野人,从当年的将军到士兵,我想不下两百位了。

  新快报:从《雪白血红》开始,您都是以这种走访、记录的方式来写作,一直这种方式的原因是?

  张正隆:历史在二十年前就开始了。我每到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乡村,推开门见到这个老人,就进行肖像描写,然后通过他的亲身经历,这样容易把读者带到一种特定的情境中去,总比我更生动一点吧。当然,时过境迁,者有时候很多话都是用现代意识来代替当年的意识的,经过和时代不断的熏陶、教育,他很难回到当年的历史情境。特别是、线斗争,翻来覆去,一会这么说一会那么说,把他们自己都弄懵了。有时候同一件事情,这个人讲的是这样,那个人讲的是那样,那是因为他俩站在不同的角度,这时我就必须通过收集资料,自己做好判断。所以,我的采访就四个字:记录、思考。

  张正隆:现在采访一些老人啊,一般都是到他们家去,上午谈一个,下午谈一个,晚上谈一个,不能连续作战,不然他累。采访完了回家去,晚上就要把采访笔记整理好,哪些东西是需要的,明天还需要重新问一遍的,总之就是不断地出现问,然后不断地去求证。

  张正隆:最辛苦的还是《雪冷血热》“抗联”这一部吧。“抗联”是在东北,光县就有50多个,还有些城市啥的。这50个县,我采访的话一个县就得待一个月左右,做下来就得五六年时间,再整理资料再写,就得七八年了吧。一听说这样,出版社啊,出版啊,都不干了。所以“抗联”的采访基本都是我自费的。

  张正隆:2003年底,我要写《枪杆子1949》,到广州采访,就住在司令部的长城宾馆,每天都到处跑。当时采访了两个老将军,一个是徐芳春,原来是军事科院的副院长,他离休以后就回广州住,他那时候都快九十岁了。还有一个叫张实杰,两人都是山东的老八,当时四十三军主力师、主力团的团长。他俩的采访,每个月都有五次左右,一次是半天。临走时出来送我,徐芳春老将军大嗓门,说小张啊,你得抓紧时间啊,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

  张正隆:有紧迫感,回来就拼命写啊。但书出来后,得审读,换了几家出版社,好不容易出来了。2009年春节前,我到广州签名售书,当时徐芳春已经去世了,已经看不到了。张实杰老将军也痴呆了,阿姨和小干事推着轮椅到了现场,他根本就认不出来我了,我抱着他,难受啊,眼泪哗哗地淌。还有写《雪冷血热》,我一共采访了80多位抗联老兵,将近20年采访,到书出来以后,采访的80多位老人就剩三个了,其中一个还成了植物人。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是在抢救历史,昨天人可能还在,今天打电话人可能就没有了。

  张正隆:我今天四点多钟就醒了,怕打扰老伴,自个坐到马桶上抽烟,一边想要写的那些东西。早晨起来头脑很,很适合写作,完了中午睡一觉,下午再继续干活,晚饭后还会继续,十一点左右就睡了。这几天出来外边,我就觉得时间浪费啦,在这不了活呀。

  张正隆:我想,人来到世界,干自己爱干的活,这就是幸福了。什么叫天堂,跟心爱的人在一块是天堂了;你有几个知心朋友,能坐一块聊一块去,那也是天堂了。我喜欢写作,一辈子都能让我写作,我觉得就够了,我的幸福指数很高啊。像王蒙他们那样,多少年不能写东西,就像农民被抢了锄头啊,一个作家不能写东西,没有笔了,多痛苦啊。我觉得已经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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